本次座談會由國史館陳儀深館長主持，與談學者專家有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陳文松、真理大學臺灣文學資料館張良澤名譽館長、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張哲維助理教授，以及本館修纂處歐素瑛處長出席與談。

國史館館長陳儀深致詞指出，國史館作為臺灣重要的史政機關，責無旁貸應關注1945年前後臺灣的政治與社會變遷。這段歷史如同「亮光與暗影」交疊，也是希望與矛盾並存的關鍵時刻；但「終戰（the end of the war）」本是中性名詞，日前卻被某些人指為媚日，殊不知不少老一輩臺灣人使用的「降伏（投降之意）」一詞才是昔日日本角度的用詞，雖然從中國的角度而言是「抗戰勝利」，但既然在臺灣生活，不同過去的人也可以有共同的未來，應該互相尊重。從兩蔣日記與臺籍菁英林獻堂、楊基振與吳新榮的日記，可以作為時代變遷的見證。陳館長表示唯有直視這段歷史中的光與影，理解其背後的多重脈絡與複雜性，才能真正建構出以臺灣為主體的史觀，期許國人共同努力。

接著是張良澤名譽館長與談表示，《吳新榮日記》是他於1933年從日本回來執業，直到1967年過世為止的日記，這35年是臺灣兩個時代的轉換期，但只有六次提到蔣介石。戰前吳新榮用日文寫日記，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後，隔日便改用漢文（中文）寫日記，他與友人脫下衣服、跳落溪中，洗落十年來的戰塵及五十年來的苦汙，在這和平的第一日，必須要再努力，才能有光明的前途。吳新榮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歷經牢獄之災，雖然迭稱要退出、退出（政治），仍不改其祖國之情，只是晚年日記幾乎沒有再提及蔣總統之名。

陳文松院長指出，終戰前後的臺人日記，除了《吳新榮日記》，還有《呂赫若日記》。該日記只記載到1944年，但在《呂赫若日記》中的臺灣人，幾乎都成為戰後白色恐怖的受難者，所以讀《呂赫若日記》的註腳，可說是一部臺灣人的血淚史。接著陳院長介紹了已故國立成功大學林瑞明教授的軍中日記（1977-1979年），除了記錄其軍中與文學生活，也見證余登發案。當時他搭許信良的車子回到營區，也擔心被人跟蹤和監視，而感到免於恐懼的自由之可貴。這段時光，林瑞明的臺獨思想日趨強烈，直到他過世前，他仍用行動關懷臺灣這塊土地。

歐素瑛處長先介紹兩蔣日記於2023年9月入藏國史館的經過，並以編纂兩蔣日記的經驗，兼及林獻堂、吳新榮等人日記，探討蔣介石在戰後臺灣接收、二二八事件爆發及善後處理中的政治判斷與決策動向，並延伸分析其與陳儀之間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。歐處長強調，二二八事件爆發時，除陳儀詳報事件情況外，蔣介石亦聽取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李翼中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等人意見，充分掌握臺灣情勢並指示具體處理方案，進而做出派兵來臺的決策。事件後，臺省軍政首長無一人遭到究責或懲處，令臺灣人深感不滿。1949年1月蔣介石下野後，陳儀竟策反湯恩伯而被免去浙江省主席一職，後被送來臺並判處死刑。對於陳儀的背叛，兩蔣父子於日記中均提出嚴厲批評。透過廣泛地比對日記、報章雜誌與官方檔案，有助於深入剖析蔣介石與陳儀之間的互動及關鍵時刻的抉擇，也突顯了蔣介石的政治算計，處死陳儀，有助於緩解臺灣人對二二八事件的憤恨、穩固國民黨政府在臺統治。但《蔣中正日記》為有意史料，其內容會由秘書或幕僚抄錄，且常於國民黨中常會、紀念週中宣讀，所以蔣介石不可能在日記中寫下對二二八究責或反思等語。也因此，二二八事件成為一個禁忌，社會之間的隔閡對立始終存在。

張哲維助理教授以自身留學德國的經驗，指出德國歷史學家，面對過去納粹德國的歷史，在追求歷史真相、去納粹化的過程中，如何走出剛性民族主義所產生的包袱和國家、政府所犯下的錯誤。張教授指出，日本哲學家西田幾多郎的著作《善の研究》所稱：「我是不是我的我（私は私ではない私になれ）。」這句話也是李登輝前總統常說的一句話，透過歷史考證、轉型正義，由國家、機構代償，走向一個良善的循環，以避免過去民族主義所帶來的悲劇再次發生。

最後，陳館長在結語時強調，透過不同研究背景的講者對日記等一手史料的細緻分析，加上轉型正義論述，對兩蔣日記、臺籍菁英日記會有更加完整的認識瞭解，有助於跳脫片面的敘事框架，呈現更立體、更接近歷史事實的「戰後臺灣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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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一、與會學者專家合影（左起，歐素瑛、陳文松、陳儀深、張良澤、張哲維）

圖二、張良澤榮譽館長與談

圖三、陳文松院長與談

圖四、歐素瑛處長與談

圖五、張哲維助理教授與談